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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保單”對準北京“有身份”高端人群

　　　曾經有內地保險公司代理人這樣感歎，“地下保單的回報太有誘惑力了。以普通壽險為例，內地公司的預定利率僅是香港、澳門地下保單回報率的一半；投資連結保險相差更大，我們的回報率是3%-7%，而地下保單卻承諾達到20%。相比之下，我們的產品太沒有競爭力了。”
　　本報記者夏春春 發自北京

　　“為什麼要走私汽車呢，因為一樣的汽車，走私來的價格低很多，‘地下保單’是一種服務走私，比起國內保險公司的產品，從費率和服務品質方面來講，有不少競爭優勢，所以這種服務走私在內地發展得很快。”北京工商大學保險系主任王緒瑾教授認為，用走私汽車做類比會比較容易解釋“地下保單”在內地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原因。

　　不過，王緒瑾教授的這個類比並不是鼓勵人們去買走私商品或服務，“北京4年前就有‘地下保單’了，有人還推薦我買，我怎麼會買呢？又不是不懂法。”王教授作為保險業界知名專家，對合法還是非法保單分得是比較清楚的，但是，對於內地保險公司多年來面對境外保險公司“地下保單”的搶食行為無所作為的境況，王教授也是“怒其不爭”，這也正是他對《法制早報》記者用走私汽車作類比的含義所在。

　　打擊“地下保單”的宣傳材料已印數十萬份

　　地下保單，一般指境外壽險公司或港澳壽險公司未經中國保監會批准而向內地居民銷售的保單，有人認為準確的稱呼應是“境外保單”。不過，業內都比較清楚的是，這些“境外保單”的主要來源區域還是香港，一般是香港本地的保險公司或是國外保險公司在香港的分公司向內地居民銷售這些“境外保單”，當然，一些澳門保險機構也有參與。

　　據有關資料顯示，2002年香港壽險保費收入的1/3來自內地公民，涉及金額達到100億元左右，這兩個資料成為這幾年“地下保單”規模的權威資料，但是一直沒有被內地監管部門承認。北京保險業協會秘書長于文博在接受《法制早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地下保單”是處在內地監管之外的保險，所以內地監管部門根本無法測算具體規模有多大，能肯定的是，這個數字非常巨大。

　　讓監管層無法再視而不見的另一組資料是這樣的：2005年廣東省首季人壽保費同比增長0.2％，僅達到55. 58億元，相比去年同期50％的增速，簡直可以忽略不計。而在深圳市場上，頭兩個月壽險公司的收入微幅增長2.2％，也是大幅度回落的態勢。

　　沒有證據表明南方沿海城市的壽險增幅的回落與“地下保單”有關，但是，監管部門打擊“地下保單”的決心卻越來越大。

　　保監會早在1999年就曾發出公告，嚴禁海外保險機構非法從事保險及仲介活動，一經發現將嚴肅處理，直至永遠取消其在華設立代表機構的資格。2004年，保監會和部分派出機構繼續加大了打擊地下保單的力度，分別于當年的3月1 9日、6月23日和11月11日下達通知，全面部署、嚴厲打擊非法銷售地下保單活動，並聯合公安部對“地下保單”進行肅清，表明了中國保監會對待“地下保單”的嚴正態度。

　　中國保監會近日又表示，將進一步加強宣傳和查處的力度，嚴厲打擊“地下保單”銷售活動。于文博告訴記者，其實這個宣傳和查處的事情在今年年初就已經分階段開始了，目前他可以透露的一個細節是，由各大保險公司承辦印製的宣傳打擊 “地下保單”的材料已經印發了數十萬份，並已分發到社會各界。

　　友邦受累“地下保單”未獲團險牌照

　　年初，美國友邦保險公司董事長謝仕榮在香港美國友邦保險(百慕達)公司(下稱“香港友邦”)內部通告了一個決定：禁止香港友邦的保險代理人銷售保單給內地客戶，無論保單簽約地是在香港，還是在內地。

　　雖然友邦發言人極力否認，但是業內人士仍然將友邦的這一決定與其未獲團險牌照的事件聯繫起來，認為香港友邦簽下大量“地下保單”的行為惹惱了監管層，目前不得不表個態。實際上，根據《保險法》的相關規定，只要保單投保和承保地都在境外，則是合法的。而謝仕榮一刀切下來，似乎是為了防止一切發生的可能性。

　　去年，保監會在《關於打擊非法銷售境外保單的通知》中指出，“對於在境內非法銷售境外保單的境外保險機構，將在市場准入等方面作為重要因素加以考慮。”有關業內人士認為，謝仕榮的決定就是回應這個《通知》的，如果不遏制住“地下保單”的蔓延，友邦想要繼續開設分支機搆和拿新業務執照都有困難。

　　但是不久前，來自浙江保監局的資料顯示，“香港國衛、香港友邦、英國保誠在溫州是銷售地下保單的主要境外公司。”浙江保監局出臺了一份《關於溫州“地下保單”的情況說明》，指名道姓的三家境外保險公司當中，香港友邦仍然赫然在列。這其中的一個原因當然是因為保單的時效週期，以前簽下的保單不能簡單作廢了事，目前仍然有效。

　　中央財經大學保險系主任郝演蘇認為：友邦沒能成功申請團險牌照的一個原因當然是因為作為“地下保單”大戶的不良聲譽，但是另一個“地下保單”大戶英國保誠公司卻不受影響地拿到了團險牌照，是因為保誠的中資合作方中糧集團為其出力的結果。友邦作為獨資保險公司，在內地沒有合資企業，也就不能借助內資的資源和管道來加強說服力、競爭團險市場了。

　　友邦顯然奉行的是“亡羊補牢，為時未晚”的原則，先拿自家業務開刀，連《保險法》合法的業務也一併捨棄，打的主意應該是重新獲得監管層的信任。如再輔之以強大的公關攻勢，最終拿到牌照應該不難。只是友邦如果認真執行謝總經理的決定的話，損失不小，畢竟每年進入香港的內地遊客都是數以百萬計的，並且呈逐年上升趨勢。

　　中國保監會聯手香港保險業監督處

　　眾所周知，一向在南方活躍的“地下保單”早已揮師北上，但是由於保險週期等原因，目前北方壽險市場還沒有受到其太大的影響。記者致電新華人壽有關人士，該人士表示沒有聽過這方面的消息。不過，該人士認為，北京壽險市場保險公司競爭已經夠激烈了，“地下保單”應該不容易做大。

　　記者隨後致電北京保險協會秘書長于文博，他認為，這種想法有些盲目樂觀，北京的“地下保單”不是沒有，也不是很少，只是很隱蔽。因為北京與商業氛圍濃厚的南方城市不同的是，北京有很多“有身份”的人士，這些人士因為身份的關係，是不會聲張自己買了“境外保險”的，並且由於這樣的境外保險往往涉及金額巨大和將資產轉移境外的目的，暴露出來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是顯然，其危害更大。

　　于秘書長承認，今年早些時候保險協會等機構組織的宣傳打擊和抵制“地下保單”的活動效果並不好，因為這樣的“ 境外保險”目標是中高端客戶群，但是監管部門的宣傳管道卻是針對社會大眾的，力氣並沒有用在刀刃上。

　　內地的“地下保單”在1999年前後就出現了，到2003年，根據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簽署的CEP A協議相關規定，香港居民可以在獲得內地保險從業資格後，在內地執業，但只能為內地保險公司展業，不能為境外(香港) 保險公司在內地拉業務。在這個協議簽署之後，內地監管機構一度認為“地下保單”將遭遇重大挫折。不過，後續發展讓人有些始料不及，2002年之後，“地下保單”來勢依然兇猛。

　　但是，由保監會這樣的監管部門下達強硬的政策來打擊“地下保單”會有效嗎？北京工商大學保險系主任王緒瑾教授認為，監管機構如果不與境外監管機構聯手監管，效果應該不會太好，因為幾乎世界上所有的保險公司都在香港有分支機搆，內地監管機構堵得了一家，不見得堵得了全部。

　　可能是保監會意識到了這個問題，2004年11月26日，中國保監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保險業監督處在京正式簽署了《保險監管合作協定》。兩地保險監管機構共同表示，今後將進一步共同打擊“地下保單”，維護正常的市場環境。

　　不過，這種合作也許要一段時間之後才能出效果，最近一些有關“地下保單”的報告已經表明，監管部門下一步工作形勢很嚴峻。

　　江蘇保監局8月初公佈的今年上半年江蘇省保險業市場運行報告顯示，一些境外保險公司不斷進入江蘇銷售“地下保單”，銷售對象主要瞄準了高端客戶，包括私營企業主、公司高級管理人才。“地下保單”暗流正從廣東、
福建等沿海城市向富庶的長三角地區湧動。

　　消滅地下保單要變“堵”為“疏”

　　業內專家普遍認為，消滅“地下保單”光靠“嚴打”是不行的。“地下保單”在費率、產品設計以及投資回報方面往往是購買“地下保單”的內地人所不可抗拒的誘惑。內地合法經營的保險公司完全可以提高自身實力和產品競爭力將“地下保單”擠走，但是，目前他們顯然還做不到，因此才更多地依賴保監會等監管機構。

　　曾經有內地保險公司代理人這樣感歎，“地下保單的回報太有誘惑力了。以普通壽險為例，內地公司的預定利率僅是香港、澳門地下保單回報率的一半；投資連結保險相差更大，我們的回報率是3%-7%，而地下保單卻承諾達到20%。相比之下，我們的產品太沒有競爭力了。”

　　王緒瑾教授認為，面對這樣的情況，用政策來堵是不夠的，內地監管機構應該學習“大禹治水”的疏通辦法，只要將保險管道打通，“地下保單”就沒有市場了。

　　有專家提醒，內地監管機構和保險公司應該意識到的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在境外經商、
留學或旅遊，客觀上出現了一種獲取全球化保險服務的需求。撇開合法與否，單純從市場角度來講，一些境外保險機構只是抓住了這個商機，而國內保險公司則在這方面“打盹”，錯過了機會。如果合法的保險機構後來居上，有本地法律保護，相信投保人是會“回歸的”。

　　王緒瑾教授愛打比方，他說，大家都知道有魚在那裏，但是未必就能撈得到。內地保險公司應加強產品設計、服務品質和投資贏利能力方面的修煉，監管機構也要為公司做好市場環境和投資機構等方面的完善工作，多方努力才能共贏。

上文取自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05日13:57 法制早報